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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察类综艺就这么成了“香饽饽”

作者: | 发布时间:2019-05-23 06

原标题:观察类综艺就这么成了“香饽饽”

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

  “吴昕泡脚也要化妆”“papi酱的人生排序”“章子怡汪峰恋爱曾遭父母反对”……2019年,无论你是否看过电视节目,都会通过各大网络社交平台见过或参与过这些热门话题的探讨。而这背后,则是《我家那闺女》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等观察类综艺的热播所带来的社会效应。随着去年《心动的信号》成功撕开国内观察类综艺的一角,这种以“第一现场真人秀+第二现场演播室嘉宾观察评论”的慢综艺开始成为各大卫视、网络视频平台的“香饽饽”。

  电视“舶来品”也有高国民适配性

  纵观当下综艺市场,慢综艺早已在选秀、竞演、户外竞技等热闹地界之外开辟出自己的趣味阵地。就数据来看,今年有12部观察类综艺相继播出。如夫妻纪实类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,家庭生活类《我家那闺女》《我家那小子》,都市婚恋类《遇见你真好》,职场感情类《我和我的经纪人》等,从播出效果来看,收视率、流量和话题度都很不错。

  从场景配置来看,观察类综艺比《爸爸去哪儿》《向往的生活》等真人体验秀多了一个演播室,也能引得在每天话题轰炸之中口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驻足品评,各大主流卫视、网络平台纷纷上马,欲分一杯羹。这一点可以从观察类节目的溯源说起。

  这种节目模式原本起源于日本,比如自2008年开播至今的日本老牌节目《改变人生的一分钟深刻佳话》,主要是记录日本普通人的生活故事,演播室里的嘉宾围坐一起对场景中的素人表现进行评论探讨。但在韩国综艺里,以MBC电视台制作的《我们结婚了》系列、SBS电视台的《同床异梦》、Channel A电视台的《心脏信号》等节目为代表的观察类综艺,把明星作为被观察的对象,话题度在播出后当即爆炸。这种弱化剧本控制的模式,对于一度热衷韩国综艺的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,接受度极高。

  当在明星与明星、明星与家人、明星与素人之间建立起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,通过镜头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实景、社交举止、表演之外的处世态度,他们“接地气”的一面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于“遥远”明星生活的幻想和窥探欲,这对观众而言本就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。相较于直接观看真人秀,该类节目为观众提供了多一空间的参考范本:明星的表现为话题提供了具象样本,观察嘉宾以自己的分析反馈将话题提炼,而观众群体才是“终端”的接收者,在双场景的交融关系中,关照自己的生活和内心。这一过程,让综艺节目具有了社会属性。

  生于“焦虑”,治愈于“共鸣”

  《我家那闺女2》首期节目里,吴昕袒露自己在事业上的跌宕、外界的负面评价以及对事业和感情无法平衡的困扰;焦俊艳与papi酱对谈“人生的排序”,探讨当代女性的自我认知;《妻子的浪漫旅行2》中,包贝尔回忆妻子生产时“我妈是笑着进来的,我丈母娘是哭着进来的”等婚姻生活话题,都令观众感受到:这并不是围观明星家事的“看热闹”,而是可能或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困扰与焦虑。

  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制片人吴梦知曾预言:“未来综艺原创力的内容是王道,但情绪共鸣是必不可少的要素。目的是要让受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,不断释放自己的焦虑感,获得一种情感释然。”“要不要结婚”“要不要生子”“如何处理职场关系”等等,纵观这些观察类综艺,道破的其实是当代青年乃至其父母一辈的矛盾与困扰,让观众在节目中找到共鸣。观察类综艺的崛起,正是能够切中社会痛点与焦虑,展开讨论,满足观众源于内心的这份需要。

  从群体性焦虑中寻找观众情绪的出口,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综艺节目的核心主题。比如,究竟什么样的婚姻观念才是好的?《妻子的浪漫旅行2》其实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、完美的答案,但奇妙的是,观众却能够在看完一季节目之后,内心有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大概模样。价值观的形成不能说教,也无法从具体的明星呈现中得到抽象的结论,但取材于现实生活的“焦虑”,用“治愈系”的方式表达,是观察类综艺的目的。

  《我家那小子》《我家那闺女》的总导演陈歆宇说:“《我家那闺女》产生的共情和共鸣,我们认为是女性现实主义题材和女性方向的胜利。”另外,谈及节目的价值输出时他表示:“节目是反乌托邦式的,我们反对的当然不是‘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美好’,我们反对的是‘统一标准的幸福’。现在年轻人的欲望和爱被拆解,爱情已经不是当下年轻人必须的部分。”(记者 张锐)